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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人格
发布日期: 2019-01-28  访问量:  来源: 县新闻信息中心

我的父亲生前无论在何时何地工作岗位上,还是退休在家,一贯秉持敬畏操守,慎独慎微、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优良人格和品质,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中是有口皆碑的,父亲这种躬自后而薄责于人的为人之道,不可或缺的人格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也是引导我们成人的“风向标”。

“文革”初期父亲遭受无故冲击,戴高帽游街,被“造反派”押到偏僻乡村监督劳动,一九六八年春季下放到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于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由于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曾先后担任原陶林区、氾水区、石桥公社和西安丰公社中心民校校长(相当于现在的成人教育中心校校长),特别在氾水中心民校工作期间,因创新工作举措,“扫盲”工作开展得富有特色,成绩显著,先后获得县、地(市)、省三级人民政府的嘉奖。然而他在下放劳动期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无怨无悔,任劳任怨。每年冬季大队搞水利工程都安排他负责土方测量,他工作严谨,客观公正,不徇私情,工程结算无任何意见。父亲这种服从领导、服从分工、踏实做事、严于律己的人格获得当时在陶林大队蹲点的公社干部和本大队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于1971年秋天将我父亲协调到鲁垛公社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并兼公社食堂事务长。

我于1972年年底参加全县初中升高中统一文化考试,获得了高中入学资格,这是文革十年唯一的一次升学考试,其余年份上高中和上大学都是推荐有关系的“根红苗正”子女,没有考试升学的机会,我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并非所谓“根红苗正”孩子能上高中。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对于文革受冲击的我家来说是一件喜事,尤其是我本人更是兴奋不已。

1973年春节过后,我怀揣红色《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徒步到鲁垛中学办理入学注册手续,从老家到学校虽然有四公里左右的路程,但大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很快就到达了。正常上课后的第三天午饭后,我大步流星地赶到公社向父亲汇报入学以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父亲见到我慈祥地摸摸我的头很开心地对我讲:这几年我们家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了些提高,出现了“柳暗花明”,你二哥前两年当上了生产队会计,我又被借用到公社工作,再加之你今年考取了高中,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于我们家庭来说都是喜事,也在逐步改变一部分人对我们家庭的歧视,这些变化来之不易,预计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受压抑多年的老父亲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笑容。接着父亲对我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父亲对我说:你大哥十二岁考取了宝应中学初中部,陶林距离宝应陆路有四十多里路,虽然有轮船可坐,但船费需要四角五分钱,可以解决住宿生几天的伙食费,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你大哥在放假来去都是和同学们结伴步行,有时还要背着行李和书包,现在比那个年代好多了,你要以你大哥为榜样。接着父亲严肃地对我讲:公社有几个干部子女在鲁垛中学读书,他们食宿都在公社,由于我兼食堂事务长,孩子在公社食堂吃饭说不清楚,你就在学校食宿吧,吃点苦对你也有好处啊。父亲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对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我就是想和父亲在一起食宿也难言启齿。

父亲在公社上山下乡办公室期间,工作满腔热情,恪尽职守,设身处地关心下放户和插队知青的疾苦,积极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热情接待他们的来访,总是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和他们推心置腹交流,尽管有的来者牢骚满腹,但都能满意而归。时隔十多年后,父亲还能收到来自上海、南京、扬州等地回城的下放户和插队知青赞赏他人格的来信。父亲在兼公社食堂事务长期间,更是小心谨慎,严格自律,不沾任何便宜,就连我在鲁垛中学读书期间也没有去公社吃过一顿饭,公社每年都组织专门人员定期或不定期的对食堂进行盘点,无不账物相符,实物、现金和饭菜票等没有任何差错。1974年底县文教局安排父亲回教育系统工作,时任公社革委会主要领导曾经和文教局打招呼,还要继续留他在公社工作。

1974年底父亲因落实政策被安排到鲁垛中学任总账会计兼实物保管,此时,我还在鲁垛中学读书,他报到当天就和我约法三章,要我还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生活,否则,影响不好。记得父亲住在学校“飞机头”走道东侧最南边一间,宿舍兼办公室,里面有一套间,那就是实物保管室。实物保管室内主要是些低值易耗的文化用品,诸如铅笔、橡皮,白纸、练习簿,三角尺、圆规等。父亲对实物保管很规范,实行严格的出入库登记制度,做到账物和出入库一致。对此,父亲对我又立下规矩,并板着面孔对我说:保管室的文化用品是专门为学校教职工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用的,其他任何人不能拿,你如果需要的话就到鲁垛供销社去买。我凝视着父亲严肃的表情,从心灵深处钦佩他这种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严格要求子女的品质。在这期间,我时尔到父亲办公室看望他老人家,可是保管室不敢越雷池半步。

父亲在鲁垛中学工作期间,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同事们都很敬佩他的人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于1979年春季正式退休,但又被学校留用,负责报刊杂志收发和图书管理工作。他尽管行走不太方便,但每天收到的报刊杂志都按时分送到订阅人手中。图书管理更是严格有序,图书架上分门别类存放,每本图书侧面都贴上标签和代码,图书登记簿和借阅登记簿一目了然,借阅非常方便。1983年暑假前,我有机会获得参加成人高考化学专科函授入学考试的报名资格,为认真做好复习迎考工作,可是手头又没有成人高考数理化复习资料,于是就到鲁垛中学图书室挑选五本,履行登记手续后,父亲面带微笑地对我说:要集中精力认真做好复习迎考,争取获得入学资格,考试结束后,这五本复习资料要及时归还,注意不能缺角破页,更不能丢失,否则,要照价赔偿。我一边端详着父亲和蔼可亲的面容,一边聆听着他的嘱托,又一次被他这种敬畏工作的职业道德深受启发和感动。在复习过程中,我对这五本辅导用书是小心翼翼的使用和保管,在家里为防止被小孩撕坏,就把它放在高处;在办公室里为防止丢失,上课时就把它锁在办公桌抽屉里;在上下班途中有时为防止被雨水淋湿,就用塑料布把它裹起来;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叠过页,而是用硬纸片插着。考试结束后“完璧归赵”。

父亲生前时常结合一些活生生的事例谆谆教诲我们,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对待工作要有敬畏之心,珍惜岗位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更是对工作的一种虔诚和敬畏。用一句古诗概括父亲做人做事的人格魅力是毫不夸张,那就是“接物见霁月光风,持身则严霜烈日”。(张新村)